↑資料圖 來源：人民日報

近日，網站女編輯積勞成疾，最終因肝癌離世的消息引發社會廣泛關注。在“加班文化”盛行的今天，熬夜、久坐、三餐不規律已經成為都市職場的常態。超長工時為何成普遍現象？員工為何“自愿”加班？加班現象又該如何破解？這些問題發人深思。

“從疲勞到癌癥僅需4步”，28歲的網易女編輯王雅珊生前在自己的微博中曾轉載過這樣一條微博，并發出感慨：“我就是例子啊！”此后沒多久，這位年輕女孩就被癌癥奪走了生命，令人唏噓不已。

長期熬夜、飲食不規律、作息紊亂、健康嚴重受損，王雅珊只是眾多加班族的一個縮影。隨著經濟快速發展，生活節奏加快，燈火通明的“加班樓”幾乎成為了城市標配，超長工時對于不少人也成為了一種生活常態。

“我現在每周平均要加班20小時左右，這還不算上平時周末在家加班的時間，并且這樣的加班模式是常態化的。”在北京某外企工作的李威告訴中新網記者。

“工作日里，辦公室的燈12點前都是亮著的，因為一直有人在工作，周末也有同事趕到單位來加班。”李威說。

記者了解到，像李威這樣的加班族不在少數，2015年8月智聯招聘發布的《2015年白領8小時生存質量調研報告》顯示，超過一半的白領上班時間無任何運動，三分之一白領每周加班超過5小時，而白領群體對工作環境滿意的僅占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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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調查發現，在忍受超長工時的企業員工里，不少人是出于“自愿”無償加班，“加班費”對于他們來說是奢望。

“平均每周都要加班10小時左右，全部是自愿，沒有加班費。”就職于某大型國有銀行的北京白領趙樂樂告訴記者，雖然部門的領導從沒有提出過要求自己加班，但事實上，領導布置的工作量已經遠非上班時間內能完成的，自己只能選擇“主動”加班，單位自然也不會向員工支付加班費用。

“有時候加班也淪為一種形式，平時即便工作按時完成了，但是由于其他同事還在工作，自己也不得不留在單位一起加班。”

在趙樂樂看來，現在是否主動加班已經變成企業評判員工是否努力的標準，因此即便自己很討厭這樣的工作節奏，但也不得不默默忍受。

與趙樂樂不同，在北京某私企工作的董剛告訴記者，自己主動加班更多是出于生活所迫。

“我平時基本工資只有3000多元，要想拿到更高的工資就要多干活，掙績效工資，單位沒有要求過，但是不得不加班。”董剛說。

有數據顯示，像董剛這樣的主動加班現象十分普遍。中山大學社會科學調查中心去年12月發布的《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2015年報告》就顯示，超過60%的加班雇員是“自愿加班”，過半數加班雇員“自愿加班”的原因是為了獲得直接的經濟回報。

↑資料圖 來源：北京晚報

“加班文化”苦不堪言 身心健康嚴重受損

企業里愈演愈烈的“加班文化”不僅損害了員工的勞動權益，另一方面也令他們的身心健康受到嚴重傷害。

“平時加班回到家經常是十一點多，睡覺要到12點以后，平時每天的睡眠時間都只有6小時左右。”在北京從事媒體工作的吳宇告訴中新網記者，因為工作性質原因，自己平時經常需要加班，且精神壓力很大，睡到自然醒對他來說變得十分“奢侈”。

“沒有任何時間參加體育鍛煉，感覺身體素質一天不如一天，感冒成了常事。”吳宇無奈表示。

吳宇的遭遇也并非個例。2015年9月，一份覆蓋1500名北上廣加班白領的調查報告顯示，超過70%的加班者都有便秘、腰酸背痛、四肢無力、精神萎靡、頭暈頭痛等15種不適癥狀。只有26%加班白領做到三餐飲食規律，超過57%的加班白領睡眠不足7小時。

“由于工作壓力大，缺乏運動，同事中不少身體狀態都不佳，這幾年體檢有很多人查出了甲狀腺疾病。”趙樂樂告訴記者，自己每次看到“白領加班過勞死”這樣的新聞都會感到害怕，擔心這樣的事情也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上述《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2015年報告》顯示，2014年全國勞動力一般周工作小時數約為45小時，高于《勞動法》中“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的工時制度”，和《國務院關于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中“每周工作時間為40小時”的相關規定。

“從深層次看，現在企業員工加班問題與此前中國的經濟結構有著一定聯系。”人社部勞動科學研究所所長鄭東亮接受中新網記者采訪時分析稱，過去中國是“打工經濟”，一些工廠、企業習慣于將員工的基本工資定得很低，迫使員工為了拿到更高收入加班加點，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加工業。

鄭東亮認為，目前很多企業用工時仍然延續了這樣的模式。另外，在經濟下行情況下，有企業為了不使利潤下降，會減少用人，迫使員工加班。且由于數量龐大，監管部門鞭長莫及，使得《勞動法》難以在企業、特別是一些勞動密集型的中小型企業嚴格執行。

而對于“自愿加班”現象，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蘇海南此前也曾分析稱，其出現最主要的因素就是用人單位支付的勞動報酬偏低，勞動者靠正常工作時間所獲取的勞動報酬往往難以滿足自身及贍養人口的生活需要。他還認為，依靠延長廉價勞動力的勞動時間，反而降低了單位時間的勞動生產率，長此以往也不利于企業產品升級和健康發展。

“員工‘自愿’加班，企業雖然沒有明確違反法律，但仍然不合理。這一問題也涉及到多年來一直在探討的勞動定額問題。”鄭東亮表示，不同的行業應該對其勞動定額有標準，對此，早前各地、各行業也在做一些探索，但仍然處于非常模糊的階段。

“勞動定額標準的確定對于行業的發展也是有益的，但是定多少？怎么定？仍然是很復雜的問題，這也需要行業內不斷進行推進。”

在鄭東亮看來，解決勞動者超時加班的問題，需要從多方面入手，一方面，勞動保障監察部門要加大主動監察的力度，另一方面勞動者本身也應該提高維權意識。“更重要的是要完善勞動關系協調的機制，讓職工有話語權，發言權。因為很多權益問題法律并沒有完全明確，需要企業內由工會組織等相應的機制進行協調。”